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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:

　　在美国发起又一轮关税大战、搅乱国际贸易秩序之际，我们如何将目光向内聚焦，坚定做好自己的事？

　　各地积极应对“关税战” 助力企业迎挑战

　　为应对美国加征关税冲击，近日，重庆、福建多地企业积极调整、主动应对。

　　在重庆璧山区一家外贸企业，工人们加紧赶制一批将发往俄罗斯的订单。

　　重庆某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 罗勇：去年以来，我们就在积极拓展欧盟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，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，预计今年对新兴市场出口有20%增长，可以抵消我们美国市场的损失。

　　来自英国的客商苏曼准备签订一笔价值500万美元的订单。

　　英国客商 苏曼：我们非常开心能参观这个工厂，产品质量很好，我们希望能长期保持合作关系。

　　不光是这家企业，记者调研发现，今年以来，重庆多家外贸企业依托自主可控的创新能力优化供应链，通过品牌溢价应对外部风险，提升利润空间，对抗关税壁垒。据重庆海关统计，今年第一季度，当地自主品牌商品出口542亿元，增长14%，占出口总值的56%。

　　同样，在福建泉州的这家外贸服饰企业，产品九成以上是出口的，其中销往美国的超过三成。面对如今的关税局面，企业与美国客户商定的办法是：一分为二，各担一半。这样做的底气在于，对自家产品核心竞争力充满信心。

　　泉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文宏：注册了我们自己的产品专利，跟客户形成了黏性，关税加再高，他照样还会买我们的产品。

　　一方面加大创新、调整市场方向，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给予了企业支持。

　　泉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文宏：比如说融资方面，贷款利率、降费减税方面，这些给我们企业更多支持，减轻我们企业的压力。至少在拉锯战的过程中，让我们企业更有底气、坚持得更久。

　　目前，福建省商务、海关、税务等部门正积极完善储备政策，助力外贸企业渡过难关。

　　如何帮助受影响的外贸企业渡过难关？

　　面对美国关税霸凌对全球贸易秩序的破坏，多地已经行动起来，帮助外贸企业应对市场挑战。从政府到社会，我们该如何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？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经济学专家万喆分析，从政府层面来说，以系统性政策支持和战略引导为主。政策的组合拳和制度保障未来会可见：

　　在规则博弈和供应链重构上，中国已经对美进行了反制，也会联合其他国家以及多边组织来削弱美国关税的实际影响力。

　　在财税金融政策上，也会直接赋能。同时进行专项补贴，设立一些专项的外贸应急或者纾困基金。

　　在汇率与关税的风险对冲上，推动金融机构开发关税险等定制化产品，帮他们锁定成本。

　　在市场的多元化和内需激活上，开拓新兴市场与区域布局，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，协调各个平台来开辟外贸优品的绿色通道。

　　专家分析，对于社会层面来说，主要是市场化协同和生态赋能。行业协会和产业链要更好协作，包括信息共享和集体议价。

　　对于企业来说，未来要继续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，加强转型升级。包括产品差异化，从代工转向自主品牌，品牌不断升级，开发关税友好型的产品，轻量化设计、模块化组装，降低商品归类税号对应的税率。同时也进行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柔性生产，推广小单快反的模式，利用数字化系统快速切换订单，减少库存的积压。

　　未来要构建一个“政策+市场+技术”的支持体系。政府通过降成本、拓市场、强创新的政策组合拳，稳住基本盘。社会力量的依托、行业协同、平台赋能、金融创新来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。最终要形成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企业主动的良性互动，关键在于帮助企业从被动应对关税转向主动优化全球布局。通过技术升级，品牌溢价、供应链的韧性，将外部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做好自己的事，我们当前该如何发力？

　　此前商务部表示，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，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。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，中方将不予理会。既然我们采取了“不予理会”的态度，我们自己的注意力应该先聚焦在哪里呢？

　　万喆表示，我们目前要聚焦的重点，首先就是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内需的拉动。未来政府也会给出一系列的产业政策来支持相关的国内企业的发展，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。在关键技术突破上，像半导体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，涌现一批优秀的企业。未来在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上，会有更好的发展。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，能够支撑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。

　　专家预测，未来国际市场是多元化重构，包括新兴市场的开拓、区域和合作的深化。很重要的就是制度性开放和规则重塑：

　　对接国际的高标准，参与OECD全球最低税率的改革，避免跨国企业转移产能。

　　在自贸协定中纳入数字关税互认条款。

　　维护多边主义，联合欧盟、金砖国家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。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基建的融资，提升国际规则的话语权。

　　本质就是以经济规律为武器，以战略定力为依托，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的转变，向内求稳、向外求变，向新求进。这种以我为主的战略选择，既体现了对自己韧性的信心，也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去霸权化的中国方案。